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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长城的突围——从引进到输出的中国经济路径

时间:2018-07-02单位:党委宣传部浏览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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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晨报7月2日文章 “认识落后,才能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这席话引起了很大反响,使全国上下对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有了进一步认识。

  这是一场突围,僵化的思想观念、传统的体制机制再也难以束缚人们的手脚。春潮涌动,改革开放的第一步首先是开放,中国面向世界敞开了胸怀。

全面落后 亟待突围

  1978年,时任第三汽车制造厂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重型汽车厂筹备处负责人的李岚清被第一机械工业部委派调查全国汽车工业的情况,以制定整顿和发展汽车工业的规划。

  由于当时卡车长期供不应求,各地都不得不自己仿造“解放牌”卡车。有一个城市仿造的卡车商标是“永向前”,让李岚清哭笑不得,印象尤深。商标真是名副其实的,这个车子没有倒挡,只能向前开,不能往后退。那时候,拖拉机极少在田间作业,而是在公路上跑运输。轿车的数量就更少了。

  单调、窘迫、贫穷,不仅仅在工业领域,而是全局。

  《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76年全国人民工作365天只相当于2007年工作一周的GDP。物资极度短缺,几乎所有重要物资都实行限量供应,各种供应票证达六七十种。

  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5689.8亿元人民币,国民收入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增长了12%。但是,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里排在倒数第七位。煤炭、电力等仍然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少工业企业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全国重点企业主要工业产品质量指标有43%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

  那时候,从中国到世界的距离还如此遥远。

  创维、TCL和康佳在千禧年后一度占据了中国彩电市场的半壁江山。但1978年,他们的缔造者、老成持重的黄宏生,性格内向的李东生和永远泡在图书馆的陈伟荣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新生,走进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专业成为同班同学时,中国的电视机年产量不过20万台,还没有一条彩电生产线。

  还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鲁冠球也不会想到,自己建立的万象集团日后会成为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第一家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生产配套汽车零部件的中国生产商,并被写进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经典案例。

  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这是全社会共同的声音。

投石问路 认识世界

  承认落后,善于学习,是勇气,也是智慧。事实上,当“经济”这个字眼在时隔多年后重新回到中国人的生活议题之中,一扇大门也小心翼翼地打开。中国与世界彼此张望,满怀期待。

  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代表团赴西欧考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由国家领导人担任团长的政府经济代表团。

  临行前,邓小平在北京饭店听取汇报,指示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什么都看,他们成功的要看,他们失败的也看,看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代表团从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先后访问了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5国。所行所见,让谷牧对“资本主义世界”有了从未有过的切实感受:“不是我们从《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巨大的差距咄咄逼人。

  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很多国家急于为过剩资本找出路。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利用外资加速我国经济建设是可行的。

  在与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见时,法国驻华大使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建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在联邦德国,一些州长热切地表示可以提供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贷款给中国。

  回国后,谷牧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1978年6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的许多领导同志听取了谷牧的详细汇报。据谷牧回忆,会议从下午3点30分一直开到晚上11点。

  邓小平在和谷牧等人的谈话中鼓励大家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

  这一年,74岁的邓小平还以超乎寻常的精力,开始了频繁的外交访问。

  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崛起成为世界经济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在国际市场上,日本产品,从家电、手表到照相机、半导体,都成为抢手货。

  中国正在将产品焦点从原来的重工业转向提高关系国民生活的消费产品上。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决定亲自访问日本。

  1978年秋天,应日本政府的邀请,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日。

  在日产汽车公司,48个产业机器人依次为流水线上的车体焊接,当邓小平了解到公司每个工人每年能生产汽车94辆,而中国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每个职工只能年产1辆汽车时,他感概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邓小平来到松下的大阪茨木电视机厂时,下着细雨。被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公司创始人、83岁的松下幸之助已经在翘首等待。

  从1952年生产第一台电视机以来,截至1978年3月,松下已经生产了5000万台电视机。在与松下会谈时,邓小平说:“今后我们要搞现代化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准备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没有电子工业,现代化无法实现,因此我希望你们的电子工业到我们那去。”松下幸之助不假思索地答道:“无论什么,我们都将全力相助。”

  随着邓小平乘坐新干线的画面出现在电视节目中,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这种被称为“子弹头”的火车。当被问到乘坐新干线有什么想法,邓小平坦率地回答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邓小平访问回国不久,中国铁路人决定进行一次高速试验……

首提开放  国门初开

  中国正以一个决绝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就是要发展经济。

  1978年10月,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在回答客人的提问时,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开放”一词,“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做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的变化获得了世界的回应,恢复了经济生机的中国成为最令人向往的热土。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柯达胶卷全球总裁看到《人民日报》以后就飞到香港,在香港遥望对岸心潮澎湃,终于找到一个要发大财的地方啊,那个地方有10亿人口,每一个人买一个胶卷就是10亿胶卷。

  松下幸之助也如约赶来。1979年6月松下幸之助访华,成为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位国际级企业家。其间,松下与中国政府签订《技术协作第一号》协议,向上海灯泡厂提供黑白显像管成套设备。松下公司的北京事务所开设。

  2018年5月28日,松下100周年庆典上,特意赶到北京的Panasonic株式会社社长津贺一宏不无感慨地对记者表示,“今年是松下创业100周年,也是松下在中国开展事业的40周年。松下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期。”

  日本著名的化妆品企业资生堂也获邀进入中国,产品被允许进入友谊商店、北京饭店销售。在此之前,中国已经有15年时间不对普通民众销售口红。素面朝天的时代结束,一抹亮色把“美”注入了新生活。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我国对外开放最早的尝试。1978年,我国高歌猛进引进先进技术。有保守统计显示,当年我国与日本、联邦德国、英国、美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共签订了1230多个项目,成交额达78亿美元。

中外合资 打破禁区

  也许因为停滞得太久,一旦冲破藩篱,经济生活的每一个细胞都活跃起来。 

  曾经中外合资经营是经济领域的“禁区”。1979年1月,邓小平同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明确指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

  “也可以搞合营”,虽然只有寥寥数字,但正是这一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指引我国对外开放、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迈出了新的步伐。

  时钟被拨得飞快。

  广东东莞县政府的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一个窗口对外,一个图章办事”。港商在这里签一个合同,顶多个把小时,这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几年,东莞工厂的数目年年猛增。

  北京航食的创办人之一伍淑清是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一次内地考察活动中知道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当时,中美复航,从北京直飞旧金山,搞不出合格的配餐是不允许飞的。所以我想到了这是个投资机会。”让她没想到的是,尽管一个政府官员都不认识,也不会讲普通话,自己却得到了中国民航局的大力支持。

  1980年,香港最大的餐饮企业之一美心集团和中国民航局共投资588万元人民币,中方占投资总额的51%,港方占49%,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它的“准生证”上写着“外审字(1980)中外合资企业001号”,一直被称为“天字一号”。

  此后,北京建国饭店、北京长城饭店公司相继成立,和北京航空食品公司成为我国最早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这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外合资经营进入了依法实施阶段。

扩大自主 企业复兴

  当时社会的另一个明显变化是,整个社会开始出现了一种企业导向,人们普遍相信,中国要想现代化,企业,而且是大型企业的出现,是一个必需的目标。

  1979年4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

  5月,国家经委等部门选择钢铁公司等8家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中国最早实行承包制的首都钢铁公司,自承包后连续12年实现利润平均每年递增19.1%。上海一些老工商人士和部分境外公民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建了“上海市工商办爱国建设公司”,后来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

  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颁发了有名的第一个“扩权十条”,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企业改革的第一批文件。

  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方式也进入了中国。

  1984年11月,武汉市引进了一位“洋厂长”,轰动了全国。联邦德国发动机制造专家威尔纳·格里希被聘任为武汉柴油机厂厂长,任期两年。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聘请的第一位洋厂长。

  格里希上任后,首先抓产品质量。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洋厂长每天背着游标卡尺、吸铁石、白手套上班,随时检测零件的精度,验证机器是否被污染。洋厂长还进行了工资等多项制度改革,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因为柴油机厂对外来零部件未进行质量检验就接收,格里希把分管质量的副厂长撤了职。

  有人提出,党任命的干部怎么能随便撤?然而,武汉市的领导支持了格里希的做法。焕然一新的工厂,产品质量有了显著提高,格里希被朱镕基称为“质量先生”。

  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国民经济的细胞,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市场主体从不足50万户到1亿户增长了200多倍。1978年,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国营企业在世界五百强中微不足道。2017年,世界五百强企业中,中国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15家,其中有超过25家是民营企业。

越过长城 抵达世界

  世界走近中国,中国也走向了世界。

  1987年9月14日晚上,一批中、德科学家,聚集在北京车道沟10号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的一栋小楼里,尝试用一台西门子7760大型计算机向世界发出中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

  但是这封邮件并未发送成功,而是被存储在系统内,直到9月20日晚上,这封邮件从北京车道沟成功发送给了德国的卡尔斯鲁厄大学,以及美国的兰维伯、法伯尔和爱尔兰的詹宁斯等计算机科学家。

  “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我们可以到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句简洁却有力的话语,成为西方世界第一次通过互联网听到的“中国声音”。

  参与者李澄炯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到邮件内容的来历:“1987年9月14日晚上,我们大家都聚拢在‘7760’周围,开始进行电子邮件的试验发送,并在邮件上方标明‘testing’字样。邮件传输的调试完成后,就剩下写邮件内容了。写点什么呢?国内正在改革开放,我们应该传达中国人要走出去,向世界问好的意愿。”

  中国的互联网由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94年4月20日,NCFC工程通过美国Sprint公司连入互联网的64K国际专线开通,实现了与互联网的全功能链接。从此中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互联网的国家。

  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参与者、贡献者、建设者。

  2001年12月11日,经过十五年的艰苦努力,中国成功“复关”,成为 WTO 的第143个成员国。有诺必践。加入WTO后,中国于2002年1月1日起开始全面下调关税,到2010年1月1日,所有产品的降税承诺已经履行完毕,关税总体水平由加入WTO前的15.8%降到9.6%;逐步取消400多项非关税措施;履行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条款,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过渡到“登记制”;在服务贸易领域,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华设立代表处,并取消对驻华代表处的地域和数量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向中国企业和个人提供人民币业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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